新华财经上海10月17日电 （谷青竹） 10月9日，《建立健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正式落地，为长三角都市圈建设划定了“十五五”期间的核心航向——面向2035年，以都市圈为载体的一体化治理正从“形态融合”走向“形神具备”。
其中，覆盖14座城市的上海大都市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区，其发展路径与突破方向尤为瞩目。在接受新华财经专访时，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表示，上海大都市圈当以突破省界壁垒为抓手，通过“单兵突进”向“集团作战”的协同升级，整合长三角资源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为中国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核心支撑。
“内外兼修”：以对内融合赋能对外发展
“过去理解上海大都市圈之‘大’，往往聚焦于两个维度：一是‘范围大’，以上海为圆心，覆盖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盐城、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宣城13个成员城市；二是‘市场大’，坐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构成的广阔腹地。”曾刚开宗明义，“但面向2035年，以‘基本建成卓越全球城市’为发展愿景的上海，更需要叠加‘视野大’的维度，从区域发展单元升级为全球竞合主体。”
在曾刚看来，这种视野升级是上海国际地位持续跃升的必然导向，“中国的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他表示，从全球游客持续涌入感受上海的活力，到各类国际组织对上海寄予厚望，上海正从全球资本与资源的汇集地，逐步向辐射全球的枢纽与中心转变。
今年4月推出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便是典型例证。该版本最重要的突破，是为中国-东盟跨境产供链稳定畅通和制度型开放建立了新的规则制度体系，而上海凭借其开放优势与制度创新能力，成为探索规则制定与开放引领的“RCEP制度型开放试验田”。这一角色定位，不仅体现了上海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核心作用，更凸显其在全球规则构建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重要使命。
“然而，这份责任重大，绝非上海行政区划内的6340.5平方公里能够孤立完成。”曾刚强调，“一个好汉三个帮”，上海大都市圈正是上海实现“内外兼修”的重要支撑——在这个“朋友圈”中，上海能够整合13个成员城市的资源优势，以对内加速融合赋能对外发展格局；同时，新入圈城市也能搭乘上海这一龙头城市的“东风”，将自身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成优势”。“这是一种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平等合作格局。”曾刚如此评价。
从数据来看，上海大都市圈以国家1.2%的陆域面积（11.4万平方公里）、7.7%的全国总人口（1.1亿人），贡献了全国14.5%的经济产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区之一。曾刚表示，通过都市圈内的深度融合发展，上海大都市圈将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竞合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上海样本”——一种现代化城市建设、治理与区域合作的新路径。
“集团作战”：从产业集群角度重新理解“同城化”
上海大都市圈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16年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中，文件提出未来将构建上海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地区协同推进的“上海大都市圈”，形成90分钟交通出行圈，突出同城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将都市圈定义为“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而上海大都市圈最初的范围便已超出这一界定。在目前的 “1+13”版本中，新成员盐城、泰州与上海的高铁通行时间更是达到2小时，宣城则在2024年沪苏湖高铁通车后，才将与上海的高铁行程从2.5小时以上缩短至最快1.5小时。
为何上海大都市圈的“同城化”范围会突破常规标准？曾刚教授的解读是，对“同城化”的理解应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服务于日常工作往返，对应国家发改委定义的1小时通勤圈；第二个层面服务于商务交流出行，通勤范围可扩大至1.5小时；第三个层面则服务于产业协同需求，对通勤的要求便可进一步放宽至2.5小时。
“在上海大都市圈的实践中，‘同城化’无疑要以第三个层面‘2.5小时产业协同圈’的构建为重。”曾刚认为，这正与都市圈的核心使命相契合，即不断推动科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与协同。
过去，曾有“大树底下不长草”的观点，担心周边城市在与中心城市的要素交流中出现“虹吸”现象，因此建议进行差异化竞争或错位合作。但曾刚认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践成果已充分证明这种忧虑是多余的——在上海大都市圈以产业协同为核心的同城化逻辑下，成员城市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发展不会构成“排挤效应”，而是形成“叠加效应”。
譬如苏州，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核心圈成员，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全国生物医药产业第一方阵的“优等生”，而“沪连互通”的合作模式正是其实现持续领跑的关键抓手。再看杭州，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新成员，“科创六小龙”的涌现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都证明其光芒并未被上海掩盖，反而形成了与上海互补共进的良好格局。
“本质原因在于，全球化重塑了‘产品同构’的内涵。”曾刚进一步解释，在封闭市场的“诸侯经济”时期，城市产业的同质化意味着资源争夺与恶性内卷；但在资源可流动、市场更开放的当下，资源与需求必然向产业头部效应显著的区域集聚，同类型产业反而可以通过分工协作与资源整合，逐步形成释放规模效应的“集成经济”优势。
“因此，在上海大都市圈内，追求人无我有的城市竞争关系已经被追求双向奔赴的城市合作关系取代。”曾刚指出，对都市圈成员城市而言，关键在于借力龙头城市、实现同向发展，共同聚焦产业链高端领域的技术附加值，最终实现“规模与技术协同增效”，即所谓的“集群技术溢价效应”。
跨省协同：锚定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截至2024年底，全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已达80个，较2022年公布的45个取得显著进展：由单一城市申报的集群占比从73.3%下降至23%，超过三分之二为跨市甚至跨省联合申报，呈现出明显的跨区域融合发展趋势。
但在曾刚看来，目前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跨省级行政区的产业集群比例偏少，仅从2个增加至8个；二是城市群内发展不均衡，以长三角集群数量为例，江苏有14个、浙江有8个、上海有5个，而安徽仅有2个。他认为，“突破省域边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产业协同，是扭转这一局面的关键抓手，而跨省建设的上海大都市圈正是推动这一协同落地的标杆样板”。
长三角合力打造的世界级大飞机产业集群，正是打破省域壁垒、实现跨省协同的成功实践。该集群以上海自贸试验区、江苏苏南五市、浙江环杭州湾城市群、安徽六安等地为核心承载地，围绕大飞机产业链，引育结构大部段及复合材料、航空发动机、机载系统、制造装备四大高端产业子链。目前，长三角（含江西）已集聚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大飞机装机配套供应商，产业链相关企业近千家，工业产值超千亿元，形成了跨省市、全链条的产业协同格局。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组的背景下，曾刚判断“先进制造业正是抢抓新一轮科技创新制高点的战略性领域，发力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亟待成为战略重点”。基于此，他提出，“十五五”时期上海大都市圈需以跨省协同争创世界级产业集群为核心任务，并明确三大重点方向：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公司、建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以及制定具有全球引领性的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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